短线炒股配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研发风险在整个公司层面的蔓延

在一年前剥离中国资产、管理层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I-Mab（天境生物）的下一步走向一直备受关注。

这家由康桥资本孵化控股、具有中国基因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聚焦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创新生物制剂的早期发现、临床开发和商业化，于2020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去年“分家”后，美股上市公司I-Mab（NASDAQ: IMAB）保留了核心研发管线。

2025年10月16日， I-Mab宣布，拟更名为NovaBridge Biosciences，中文名称为“新桥生物”，在商业模式上向全球生物科技创新平台转型，重点聚焦BD交易与转化型临床开发。公司同时计划在香港联交所IPO，通过美股与港股的双重上市，拓展全球资本与创新资源，推动“In China for Global”（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发展战略。

在公司架构上，NovaBridge将采取“Hub-and-Spoke”（中心-辐射）的模式，最新收购的眼科管线VIS-101（又称 AM712 和 ASKG712，均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已纳入公司首个卫星子公司 Visara旗下。

由CEO傅希涌博士领衔的执行管理团队也已就位，同时，公司正式任命雷鸣先生为CFO。

“几个月前我们制定策略后，就在各处招兵买马，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优秀同事都在加入的路上。”康桥资本CEO、I-Mab执行董事长傅唯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转型后的新桥生物将致力于帮助中国创新药出海，并实现价值最大化，类似于医药行业的“泡泡玛特”。“新桥”的寓意，就是在中国创新药和全球患者临床需求之间、在中国Biotech和全球市场之间架起桥梁。

康桥资本是亚洲最大的医疗健康产业投资运营机构之一，管理规模超过105亿美元，以“投资者-运营商”的投资经营模式著称，在项目孵化和并购运营中多有精彩手笔，此番能否抓住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蓬勃发展的势头，打造出如泡泡玛特的Labubu一般的现象级产品，值得期待。

“非常Exciting(令人兴奋）！”去年7月开始担任公司临时CEO、11月正式担任CEO的傅希涌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在他看来，转型新的商业模式是一件有难度、有挑战的事，正因如此，才令人兴奋，才能够创造价值。

顺理成章的转型

所谓“Hub-and-Spoke”模式，即通过外部授权引进的方式来丰富自身产品管线，每个管线分别由一个子公司独立开发，企业以一个集中式的投资组合管理团队（即母公司）来控股旗下的所有子公司。

采取这种模式的药企包括Roivant、BridgeBio、Centessa等，创建于2014年的Roivant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据公开报道，近十年来，Roivant通过自主创建或收购，已拥有21家子公司，其中4家成功上市；在研发方面，投入开发了40多种涵盖广泛疾病领域的药物管线，有6款药物已经获得FDA批准。其知名开发合作伙伴包括武田、默克、GSK、阿斯利康、卫材、第一三共等等。

创新药研发素有“10年10亿美元”的说法，且失败风险极大，九死一生。“Hub-and-Spoke”模式的优势在于，母公司的产品管线丰富多样，增加了整体成功率；每个子公司只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产品管线、疾病领域和技术路线，形成高度专业性和领先优势，同时还可以获得母公司的资源支持和其他兄弟公司的数据资源共享，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新药研发效率，另一方面，各家子公司彼此独立，相当于设置了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研发风险在整个公司层面的蔓延。

向这种模式转型，对一家普通的Biotech来说，无异于脱胎换骨，但对于背靠康桥资本的新桥生物而言，则显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创立于2014年的康桥资本，在掌门人傅唯的带领下，如今已成长为亚洲最大的医疗健康行业资产管理机构之一。其资金来自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家族办公室及其他专业投资者，专注于价值投资，发掘能够产生长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孵化和并购双管齐下，素以“投资者-运营商”的独特投资和运营模式闻名。在生物医药领域，除新桥生物的前身I-Mab外，康桥资本现在控股超过20家企业，创立12家Biotech企业，信达生物（1801.HK）、云顶新耀（1952.HK）等诸多知名创新药企背后都有傅唯及其康桥资本团队的身影。

与传统 VC（风投）/PE（私募）单纯的财务投资不同，康桥资本“既出钱又出力”的理念打法在业内自成一派，更重要的是，通过过去十年的实践，已经具备整合全球资源和人才的能力，从而能够支撑全球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的构建。

“每次把一个想法变成一家公司，这就是一次组织资源的过程。”傅唯对健闻咨询表示。

用傅唯的话说，康桥资本是一家既有互联网基因、又有金融背景的平台型投资机构，“我们创立的是基础设施型的公司，就是要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对于新桥生物，傅唯和管理层达成的共识是，将其构建成为一个让中国以及亚洲早期研发的Biotech出海更容易的平台型公司。

做生物医药行业的“泡泡玛特”

对于新桥生物即将要做的事，傅唯打了个比方：生物医药行业的“泡泡玛特”。

“泡泡玛特是把本土创新推向全球市场，我们是帮助本土创新药更快进入全球市场，并且更好地实现价值释放。”

随着国内支持医药创新的政策、市场环境不断完善，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热土。据医药经济报报道，2015年以来，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截至2025年1月，中国在研药物数量达到7041个，管线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创新药管线方面，2015-2024年，中国企业研发的活跃状态创新药累计达3575个，已高于美国（2967个），雄踞全球之首。除了数量，中国创新药的“含金量”也不不断提升。2024年，中国进入临床的FIC（First-in-Class，同类首创）创新药数量达到120个，在全球占比超过30%。

创新的种子遍地发芽，各大MNC（跨国公司）也纷纷前来扫货，中国创新药BD（业务发展）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屡创新高。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医药领域海外授权金额超668亿美元，大幅超越2024年全年总额；国际头部MNC从外部引进的创新药管线，已有超过30%源自中国。

傅唯当然也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今天中国这些Biotech的BD交易，有新闻说都是卖‘青苗’。”他认为，很多创新管线在研发早期阶段就被MNC掐尖，虽然有了几百亿美金的Licence-out（对外授权）交易额，但那些本土Biotech可能只获取了整个价值链中的10%，这其中还有巨大的价值拓展空间。

“做医药投资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最大的机会。”傅唯表示，新桥生物未来的方向就是构建全球化的研发能力，在中国找化合物、在美国做商业化，让国内创新产品的价值获取，能够从10%提升到百分之三四十，甚至50%。

“我们之前在中国生物医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成立了云顶新耀，就是把美国的产品带到中国来；今天我们则是从中国买了管线带去美国，决策的过程都是类似的。”傅唯表示，这其中也有不同，那就是市值天花板。“当年我们的目标是造就一个中国的Big Pharma，可能是千亿港币级别，但是今天我们把中国创新药推向定价最高的美国市场，规模可能就是千亿美金级别。”

瞄准10倍价值增长

傅希涌博士告诉健闻咨询，关于未来管线引进和开发的策略，新桥生物会寻找那些有区分度和竞争力的管线，更多地聚焦于临床预备（候选药物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具备向监管机构提交临床试验申请的条件）和临床一期项目，包括一些二期的早期项目，来开展后续二期或三期的开发。

他算了一笔账，在创新药的价值链上，总价值增长最大是在完成临床试验到最终的商业化环节，可能增长3-5倍，但增长倍数最多的，则是在达到临床POC（Proof of Concept，概念验证，指通过早期临床试验初步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阶段，可以让管线价值翻上10倍。

虽然在商业模式上对标Roivant，傅希涌博士认为，新桥生物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Roivant获取管线资产以“捡漏”著称，即倾向于选择那些被知名药企因战略转移或别的原因而“束之高阁”的潜力品种，从而降低购买成本，提高新药研发产出率。

“我们的选择机会远远超过Roivant，在中国，每个靶点都有大量企业参与研发。”傅希涌博士同时指出，中国开展二期临床试验的效率和成本都大大优于欧美。国内一家知名肿瘤医院的专家告诉曾告诉傅希涌博士，该院一个月就能入组40名患者。这个速度相当于在美国做临床的2-3倍，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临床试验成本。

达到临床POC之后，相比资金能力有限的普通Biotech，NovaBridge也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选择。

傅唯表示，新桥生物将采取BD和自主商业化双轮驱动，“如果临床数据很好，可以选择自己完成所有二期三期的临床开发，也可以在最合适的时机与MNC达成License-out的交易。”

开发策略更灵活，退出的选择更多，显然有助于实现创新药价值最大化，前提是要完成系统性的能力搭建。傅唯表示，一方面是要利用资本优势，在中国市场构建起寻找适合出海的化合物的BD能力；同时，利用好国内丰富的临床资源，依靠海外具有丰富临床开发经验的专家，设计最有差异化、最高效的临床路径方法，清晰凸显每个化合物的优势；此外，也要在美国或全球其他市场构建临床二期三期开发的能力。

当然，要在中国创新药和全球患者需求之间架起畅通的桥梁，并且实现商业价值的倍增，也不是没有挑战。对此，傅唯强调一点，那就是投资要看基本面。短期看，今年港股生物医药市场势头良好，这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反弹，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价值、研发成本和效率优势已经被验证；着眼长远，傅唯认为，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都是暂时的，“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占GDP超10%，产业增长和创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历史机遇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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